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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揭示了什么教育规律
时间:2017-11-09 10:43:29来源:中国科学报
提要:如果我们经由纪念重新认识到教育规律并按照教育规律办教育,中国高校仍有可能在人才培养方面再攀一流高峰。
西南联大揭示了什么教育规律

2017年11月1日,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西南联大校歌响起,这所在战火中诞生的高校迎来了80周岁生日。以“刚毅坚卓”为校训的西南联大在短短8年期间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培养出许多精英,更以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毕业生的成绩,为人类文明作出了贡献。西南联大早已成为中国学术史和思想史中的经典,经由回忆有无数轶事流传。

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中,西南联大被认为是中国高校再难企及的高峰和奇迹。作为高等教育研究者,笔者却认为,西南联大在本科人才培养方面达到世界一流,其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西南联大牢牢把握住了教育规律。如果我们经由纪念重新认识到教育规律并按照教育规律办教育,中国高校仍有可能在人才培养方面再攀一流高峰。

第一个教育规律在于学习量。天真而未经深思的观念认为,知识就是力量,那么知识很多一定力量更大。因此,要培养出创新人才,一定要教给学生很多知识,让学生的头脑充满知识才能实现培养创新人才的目标。许多大学现在办试验班、举办各种“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学习量单纯加法的思路依然如故,福州某大学试验班一、二年级教学计划的学分安排总和就达到125学分,南京某师范大学相关学院即命名为“强化学院”。但翻阅西南联大历史材料,我们却会惊讶地发现,西南联大文学院、理学院毕业应修学分数只有132学分,工学院学习量只有142学分左右。当时的学习量非常少,西南联大对学习量的恰当把握与世界先进国家在同样尺度上。

11月初,山东省教育厅汇总公布了全省本科院校的专业培养方案,大多数高校本科专业的学习量基本在150至170学分之间,例如山东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学分要求高达170学分,比西南联大文学院的毕业学分要求高了38学分。从以上比较看,高校认识到并把握住“学习量”这个教育规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个教育规律是西南联大极高的课程学术要求,也因此在管理数据中呈现出极高的淘汰率。北京大学前副校长、西南联大毕业生沈克琦先生曾回忆道:“(学生)不及格的学分数达到多少,就要除名。你必须学到132学分才能毕业。我一个同班同学就稀里糊涂,后来一算学分就131个,就差一个学分,他又念了一年。”西南联大教师最后的课程成绩执行正态分布。清华大学前校长、西南联大三常委之一梅贻琦之子梅祖彦先生回忆道:“那个时候学校的淘汰率很高的,那些莘莘学子、流亡学生,跑那么远来读书,成绩要是不好,学校说开除就是开除,让你退学就是退学。或者,毕不了业,再念一年。有的学生整整念了八年。所以它还是很严格的,它并不放宽标准。那个时候,教授打分都是画一个曲线,说必须有多少人来淘汰的。”

在这样严格的学术要求之下,西南联大最终毕业的学生有多少呢?梅祖彦先生估计,“西南联大前后名册上有名字的有八千人,但是拿到西南联大文凭的只有两千人。也就是说,没有‘成活’的学生还有六千人”。梅祖彦先生认为,现在的人们回忆西南联大只盯着那些著名的少数人才,但其实不符合西南联大整体的教育和学生发展情况,我们恰恰忽略了西南联大严格的学术要求,忽略了最为重要的教育规律而将西南联大当作了“奇迹”。在“双一流”时代回顾西南联大、纪念西南联大,必须在2000:8000,也就是25%毕业率的真实背景下来回顾和纪念。西南联大不是奇迹,只是我们忘记了规律才成为“奇迹”。

目前从教育部的公开数据可以对全国的毕业率进行估计,我国高校普遍而言淘汰率非常低,这意味着大学课程的学术要求与西南联大相比非常低。此外,“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的教育思想和学生管理思想使得管理者和教师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少数后进学生身上,不能把精力更多集中于优秀学生身上。汪曾祺等毕业生对西南联大的学习有很多异常生动的回忆,当时师生交往登堂入室,十分密切,但从整个西南联大的教育背景来看,能够登堂入室的学生实际已经是大浪淘沙后很少一部分了。

当下,无论从各高校宽松的课程学术要求看,无论从各高校宽松的学籍管理规则看,无论从教育部对于转学、本科转专科的管理规则和陈旧的系统设计思想看,西南联大发现和坚持的教育规律似乎已被忘记了。

第三个教育规律是与学术自由紧密联系的学习自由观念,还有基于以上观念的教育组织制度。西南联大一年级学生不分院系专业;西南联大允许学生在全校范围内自由选课;西南联大允许学生自由转专业……北京大学政治学大家赵宝煦先生当年爱好文学艺术,要求由化工系转专业到中文系,因而与闻一多先生有深入谈话,并听从闻一多先生建议而转学到政治系。更为可贵的是,西南联大允许学生转学并专门招收转学学生。1942年夏天,西南联大在重庆招收大学二年级转学生,朱光亚报名应试,顺利地由当时重庆的中央大学(南京大学)转学西南联大。李政道由浙江大学转学到西南联大,并将西南联大视为自己永远的母校。李政道先生回忆道:“我是1945年转到联大的。我一年级在浙大,二年级转学到昆明。1946年5月,我离开联大从昆明经上海到美国去。联大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一个大转变,虽然我在联大就待了一年。”

现在的“朱光亚”“李政道”们,还有机会经由转学遇到“大转变”吗?这样的大转变朝向着视野扩展、动机生成和创造力,没有这样的转变,他们少有机会成长为真正的“李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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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卢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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