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人智库官方二维码

首页  >   千人智库 > 建言献策 > 教育新论
通识教育生长史:象牙塔内外都广阔
时间:2018-01-03 10:39:11来源:北大青年搜狐号
提交需求
提要:作为北大几乎所有理工科院系的必修课,《大学国文》开设仅三年,而它所代表的通识教育精神却可追溯至百年之前。象牙塔内,通往塔顶的路不止一条;象牙塔外,门开向外界的四面八方。
通识教育生长史:象牙塔内外都广阔

我们首先认为,‘大学语文’是大学生综合性素质教育课程……我们也深知,要提高大学生的国文水平与人文素养,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作,远不是一门‘大学国文’课程所能解决的。但我们愿意积极投身其中,做出最大的努力。”这是《大学国文选本》序言里,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漆永祥对大学国文表达的忧虑与厚望。

作为北大几乎所有理工科院系的必修课,《大学国文》开设仅三年,而它所代表的通识教育精神却可追溯至百年之前。象牙塔内,通往塔顶的路不止一条;象牙塔外,门开向外界的四面八方。

通识为本,教育救国

1916年12月,蔡元培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上任后他着手整顿教育,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识”的培养,让学生的发展方向不再局限于官僚输出,而是成为能够适应和改变社会的“通才”。

为了寻良师以治校教学,蔡元培决定请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他“三顾茅庐”,从接任之日起几乎每天登门拜访,甚至为陈独秀制造“东京日本大学毕业”的虚假履历以使众人信服。对旧派学者也是同样,蔡元培接纳曾拥护袁世凯的刘师培出任中国文学门教授,校内外争议蜚然,他却依旧维护自己的教师“所编讲义,元元本本,甚为学生所欢迎”。

彼时,北大学生常常先听教骈文的黄侃骂散文,再听教散文的姚永朴骂骈文。等到新文学运动爆发,两人彼此不骂了,共同骂起了白话文。新旧并存的氛围使学生体会到学术的碰撞,更有“自由择师”的空间,师生交流之风也愈加炽热。

1918年,文科大楼红楼落成,一层的图书馆主任室可以最先看到新进书籍,因此很快成为师生闲谈学术与政治的场所。下午三点后,这里常常聚满了人,大家不拘礼节、相互辩难。对文学革命的讨论、对旧制度的抨击,都在这自由的气氛中生发出来。

在改变积贫积弱现状的强烈渴望下,民国初年的大学多数倡导科学教育,培养专业人才。但蔡元培意识到,对人的发展而言,仅有科学是不够的。他主张“沟通文理”,引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全校本科一年级的共同必修课包括哲学史大纲、科学概论、社会学大意以及第一、第二外国语。学生按照学分制自由选课,必修课和选修课各占本科生所需修习课程的一半。

课堂之外,蔡元培认为“高尚、有益的”课外活动可以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和“自动精神”,并进而影响社会、砥砺国民。大批学生社团因此纷纷涌现。寻求与平民大众的连接,是学生社团的一个关注点。学生们成立了平民教育讲演团,轮流就“时事、教育、社会、法律等问题”发表露天演讲,以“增进平民智识”。演讲常常在庙会等人群聚集地进行,伴随着铜锣和鼓号声,台上指点江山,台下亦振臂同呼。

不少社团还自办刊物,以宣传学生思想、鼓励学术讨论。师长一辈在《新青年》中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则在《新潮》中予以呼应。这些杂志受到社会看重,《新潮》的销量一直维持在一万份以上。

这些学生社团中诞生了后来一系列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作为蔡元培“通才”思想的受益者,他们大多以先进的姿态参与到时代浪潮中,努力通过教育从烽火中突围。

蔡元培的“教育救国”思想延续到了西南联大时期,此时为民族而战成为“通识教育”与“完全人格”的一部分。联大意识到总要有学生走进战场,于是以选修课占总学分50%以上的课程结构为基础,将军事、党义和体育教育也纳入了必修——这与后来国民政府“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政治口号不谋而合。

联大曾掀起三次从军热潮,有名可查的后两次参军潮中入伍人数为834人,占联大历届学生总数的14%。外文系的许渊冲就是其中之一,他于1941年担任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即“飞虎队”)英文翻译,曾通过翻译日军情报帮助飞虎队成功截击意图轰炸昆明的日军飞机;由于战时功绩突出,飞虎队队长陈纳德还为他颁发了一枚镀金的“飞虎章”。

服役期满后,许渊冲回到联大继续修读。战场上的记忆被他写进英文诗中:“西山直立湖边,怀念勇士英灵;漫漫长夜难眠,人影溶入山影。(译文)”象牙塔内的文学与塔外的炮火在此间融合。

我想着总还是入宝山而空归了——但那些实践经验是宝贵的”

1952年院系调整后,北大仅剩文科和理科。同时,为学习苏联的教学计划和教学管理制度,北大将学分制改为学年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高校实行按专业招生、按专业统一排课的教学管理制度,专业教学以必修课为主,选修课甚少。

几年之后,校园内掀起了高校政治运动高潮以及大学生下乡风暴。学生们用以学习的时间被人为地限制和安排,从联大继承而来的通识教育脉络被折断,教育内容被迫部分转向田野——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江蓝生在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入校后的第三年,连稀饭都不会煮的她第一次下乡参与劳动。挑水时,江蓝生盯着南方水田中央纤细的田埂,一步一步走得心惊肉跳,水桶沉重地晃荡,她很怕自己会掉下田埂;插秧时,她总是得把手伸进裤管里,去抓已经钻进小腿的蚂蟥。但不久后她开始熟悉这些艰辛的劳作。

1966年,时任北大校长陆平等人被批斗,北大的“文革”时代逐渐开始,学生的学业被彻底中断。之后的十年里,教育改造革命性地加速,知识被认为与社会实际脱离,“通识”之“识”不再是“知识”,而是“经验与经历”。

受文革影响,1962级学生直到1968年才得到分配,北大毕业生大都被分配到边疆和基层。江蓝生被分到山西省孝义县兑镇中学当老师,在教语文的同时还要教化学。学生都是方圆十几里内的农村孩子,语言学出身的她用几个月的时间学会了孝义话,很快就跟当地人打成一片,成了“村里人”。

假期江蓝生到学生家里做家访,砖瓦间生长的质朴与顽强让她动容。后来组织要提拔她当妇女主任,她以“不合适”为理由拒绝了。经历了下乡生活,她的初心更加坚定:在小镇上当一个教师,做一块“在哪里都能发光发热”的煤。

1970年3月,军宣队开始分配北大1963、1964、1965级学生,技术物理系1963级学生聂永泰被分配到甘孜藏族自治区的康定农机厂,负责缠绕电机和变压器的线圈。重复繁琐的工作没有压垮他的求索激情,在走不出的高原上,他尝试以自制的手摇发电机点亮了电灯,还用自制的星象仪成功地预测到康定夜晚上空出现的彗星。由求知热情点燃的灯光与星光,成为若干年后重新照亮中国的预言。

1977年冬天,高考制度恢复。青年男女从田野走向考场,走向他们渴望已久的学校教育。

次年9月,江蓝生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学系古代汉语专业。时间恍惚倒流回她初入中文系的那天,老师对所有人说:“不要入宝山而空归。”

大学四年,她在校内学习的时间一共不到两年半——她遗憾自己还是“入宝山而空归”了。而下乡时候的苦,却也在人情与田野间逐渐沉淀出几分醇厚来,“那些社会实践的经验却是很珍贵的”。

博雅塔不是象牙塔

十年动荡后,中国高等教育在坎坷中恢复生机。

1981年北大恢复了学分制,但必修课学分占总学分的70%以上,学生自由选课的空间依然较小。1988年,北大提出“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但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重理轻文和功利主义的教育思想逐渐蔓延,高等教育的专业化趋势渐强,学生往往被困在象牙塔中,“为了职业”而学习。培养能够“认识世界”、“了解人类”的学生成为高等教育的当务之急。

改革的实践自90年代开始。1993年,全国兴起教学改革大讨论;两年后,“面向21世纪的课程体系的设计和教学内容的改革”在北大全面展开。

1996年,北大时任副校长、生理学教授陈守良先生“看到青年人由于在性方面的无知而出问题”,深感有责任在男女青年中普及性知识,打算在退休之前开设“人类的性、生育与健康”课程。

当时的大学校园里,“性”观念和“性”风气还比较保守,开课阻力不小。学校为这门课专门开会讨论,有人问他:“开这门课,不怕把名声搞臭了?”陈守良只回答说:“不怕,我来开课请你们放心!”

学生的热情回应了老师的勇气。课程初开就盛况空前——教室爆满,台阶上、走道上都挤满了人。有些学生不好意思选这门课,但也总会问身边选课的同学“课上都讲了什么”,一个听课学生往往会带动整个宿舍开始关注性教育和性健康。

三宝课”是北大推行通识教育的一次试水。2002年,北大发布《关于通选课开课要求的紧急说明》;2003年,北大修订本科生教学手册,要求各院系“推出若干门足以代表本学科水平的专业基础课,经过凝炼后作为通选课每学期向全校开放”。

在通选课的摸索阶段,如何把握“通识”与“专业”之间的界限是首先摆在教师眼前的难题。“一个专业人士怎么向非专业人士讲?一种是讲成专业课,学生接受起来困难;一种是讲成通俗易懂的课,但很容易讲成‘水课’。”教务部副部长强世功老师解释道。在北大推进通识教育之初,他发现很多理工科院系的教授没有兴趣给非理工科的学生上课,“即便有了兴趣,这些专家、院士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一个完全没有基础的‘门外汉’讲那些特别专的知识。”

后续的折中办法是从已有非专业课程群中,逐步收集遴选比较符合通识理念的课程,渐渐形成今天趋向均衡丰富的通选课群——到2017年春季学期为止,包含一些导论课、概论课在内,共有327门课程。

专识与通识是健全的教育本应有的两部分;但事实上,在80年代以来北大推行通识教育的全过程中,它们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

2001年“元培计划”实验班成立,这是北大开展通识教育的一次全方位试点。元培的低年级学生不分专业,可以在全校范围内选择课程。这需要其他院系教学资源的支持,但部分院系的专业壁垒又很牢固。如何让低年级的通识教育模式与其他院系低年级的专门教育模式更好地对接,在元培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通识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沉简看来是“艰难的挣扎”,需要与各院系进行长期的沟通与协商。

2010年,北大以“经典阅读和研讨式教学”为中心,着手推动“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试点工作;2015年,教务部正式推出一系列“通识教育核心课”,至今已经发展到50门。大班授课、小班讨论、课后写作读书报告,是这些课程的基本共识。

李沉简开设了“批判性思维”讨论班。他认为,无论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还是数学、自然科学,都应成为通识教育的核心;同时,经典只是起点而非终点,通识教育也需要有强大的现代的内容来理解世界。

在这门非专业的选修课上,学生每周需要投入15到20小时来阅读大量原典。课程读物既包括《理想国》、《社会契约论》等人文经典,又囊括《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物种起源》等理科专著,甚至连最新的基因编辑论文都被列入了阅读材料中。

课堂上的“苏格拉底式讨论”和课后的深度写作让同学们逐渐领悟到跨学科思维方式的乐趣,一位来自数学科学学院的同学曾表示,哲学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完全能够“用到专业的设想之中”。也正是从讨论班开始,师生间的沟通变成了“平常的交流”。

但另一方面,大学国文课被理科院系认为是“必修水课”的不景气局面依然存在,元培学院开设的自然科学类通识核心课在文科生中的受众效果也很一般。打破专业之间的壁垒仍需要漫长的努力。

十几年的探索过去,通识教育的必要性逐渐成为共识。2015年11月,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四校共同发起的大学通识教育联盟在上海成立。此后联盟逐渐扩大,至今已有四十余所高校参与。

在这一联盟的通识教育平台“通识联播”上,他们这样介绍自己:“在一个急剧变迁时代,守护人类文明所发展出来的价值观念”,“在一个功利化和个体化的时代,鼓励对精神的追求和服务社会大众的使命承担”——这与蔡元培“教育救国”的通识思想走到了历史的交汇点。百年光阴,未名湖一直是渊博的海洋,博雅塔也从来不曾是象牙塔。

参考资料

漆永祥主编.大学语文选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序言部分

张晓唯.蔡元培[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

许渊冲.追忆逝水年华——从西南联大到巴黎大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6

沈克琦,赵凯华.北大物理百年——1913-2013[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北京大学2016-2017学年第二学期本科生课程手册》通选课部分

江蓝生.追回流失的岁月[J].历史语言学研究,2013(00)

邓小泉.蔡元培教育观述论——以北大改革为例[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05)

王列盈.论蔡元培的通识教育思想[J].教育评论,2012(01)

刘博智.通识教育如何“通”向共“识”[J].中国教育报,2016-02-17

刘钧燕.通识教育,抑或专业教育的补充?——对北京大学本科生素质教育通选课的分析[J].复旦教育论坛,2006(01)

北京大学招生办《李沉简:北大与元培通识教育的现状、定位和未来》

聚高校新闻网《北京大学“三宝课”听课人数翻9倍 学生搬凳子蹭课》

人民网《低调与火爆 北大开设性教育“三宝课”20年》

羊城晚报《西南联大8年间掀起三次“从军潮”:14%的学生投笔从戎》

标签
通识教育 生长史 象牙塔 千人计划 千人智库

版权声明:千人智库源起国家"千人计划"官方杂志《千人》,依托包括6000多名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在内的全球1200万高层次人才大数据,拟打造成为中国的"人才库"和"思想库"。千人智库网系千人智库唯一官方网站,凡转载本网内容请注明来源与作者。

作者系陈竞立 司晨 边雪松 吉淳

评论详情

   暂无相关评论!
RSS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