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如何改革?又该怎样管理大学?(二)
时间: 2017-10-23 来源:千人智库网
提要:我觉得综合治理要讲究道、势、术、时。道就是说要做正确的事,合乎客观规律的事,就是做什么,应不应该做。术,做任何事情都是有方式、方法,怎么做才做到最佳,经济学基本上就提供这种优术的方案。

中国大学如何改革?又该怎样管理大学?(二)

 

本文上篇核心观点:

大学的院系建设是“五位一体”的系统工程:改革、发展、稳定、创新、治理。学院治理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三者次序不能颠倒。治理中要高度重视沟通与交流,这是保持信息对称的关键。

单位领导在学院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学会在约束性条件下开展工作。好的领导,必须要具备“德、威、仁”三种素质。德,就是个人要行得正;威,就是要照章办事;仁,就是要有仁慈之心。

(三)综合治理的四个维度:道、势、术、时

接下来,我想谈一下综合治理的几个维度,我觉得综合治理要讲究道、势、术、时。道就是说要做正确的事,合乎客观规律的事,就是做什么,应不应该做。术,做任何事情都是有方式、方法,怎么做才做到最佳,经济学基本上就提供这种优术的方案。道为什么重要?我经常说,刚开始也提到了,一个人的成就实质上是依赖这个人的眼光的,个人的眼光决定了你的理念的大小,理念的大小决定了你的目标的高低,你的目标想做什么,应不应该做决定,那后面才涉及战略、方向、愿景、未来和格局。所以,做事情,要考虑到约束条件,你的定位要分短期、中期、长期去做,应该有一个大致的规划和思想。势,就是我们讲的态势和实力,这个非常重要。

我觉得毛主席的两句话说得很好,就是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靠这两杆子。在和平年代,枪杆子就是你的实力,你能不能够招到好的教师,培养好的人才,能不能有非常好的教授,建立起强大的师资队伍,能不能使你学校有非常好的发展前景。所以,我们院长一个很重大的任务就是要把学科建设搞上去。同时,你如果光做,但不跟领导汇报,就不好了。其实,找领导汇报工作,请领导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就是跟领导建立感情,增加友谊,甚至是让领导了解你的过程,只有领导真正地信任你、相信你,他才愿意支持你。如果领导只是有限地了解你,很难得到领导的大力支持。我们一方面需要跟领导信息对称,一方面也需要跟外界信息对称。所以说,我们的宣传工作也是非常重的,要让领导、让外界,让社会知道你所做的事情,所取得的成效,才能获得更大的支持。

我经常说中国的事情就是一把手的事情,领导不支持的事情,基本上是做不起来。你若要搞改革,书记校长不支持你能搞起来么?首先反对的人,他更加反对,支持的也不敢支持,但如果得到领导的支持,下面的人无论是真心支持还是碍于领导面子给予支持,都会支持,这就是“势”。术,主要是指方式、方法、执行。还有一个“时”,时机很重要,改革的时机、改革的顺序都非常重要。比如说,博士导师双向选择不是一开始做,如果一开始就做,肯定会遇到很大阻力,要等时机成熟了,最后也就做了,我们的改革是渐进的,都是分期、分批做的。像我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应该要解决的房产税、利息税、遗产税,肯定要实施,但是现在能做吗?困难和阻力一定很大。错过了时机,如果20年前做,那时大家都没有房产,没有什么财富,做起来会很简单,但现在大家有房了、有财产了,谁愿意要交税?我觉得以上四点是综合治理的四个维度。

(四)综合治理的三大法则:正、活、少

综合治理的三大法则,即“正、活、少”。我们做事就要行得正、用得活、管得少。越往上走,越要管得少,领导的作用应该是引领和指导,无论是院长、校长还是哪个单位的领导,什么事都亲力亲为肯定不行。老子《道德经》的第57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写得太精辟了,“以正治国”首先要做正确的事、人要行得正,这也是《道德经》中“德”方面的要求,家庭如此、单位如此、国家如此、个人的修身养性亦如此。之前有人对“以奇用兵”的解释有误,认为是领兵打仗,其实这里三句话连在一起谈的是综合治理,“以奇用兵”应该是指把一件事办成,要因人、因事、因地、因时而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以无事取天下”,院长、校长管事管得多了之后,是不利于调动属下的积极性的,不利于学校发展的,应该要发挥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包括管理团队的积极性,现在我们经济学院我不管具体事务,教学、财务、人事都有相关副院长具体负责,当然我是第一责任人,出了事我就要负责。我经常和我们班子成员说:“任何事你们事先告知了我,我同意的,出了事由我负责;但如果没有提前告诉我,由你作的决定,那么出了事就是你们的责任。当然,哪些事该讲哪些事不该讲,你们看着办。但如果什么事都和我讲,说明你这个干部不合格。”长期以往,就形成了动态激励。一个好的制度安排或规则关键是要看是否较好地解决了信息、激励和效率这三点。我在6月9日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论坛的主旨发言也将会谈到,经济发展的两个最大约束条件就是信息往往难以对称和个体逐利,弄清情况是做好一件事情的先决和前提条件。所以,我们要以信息、激励及效率这三个关键词作为准绳:一是信息的有效性,尽可能用最少的信息;二是激励相容性,让他人、个体即使逐利时,客观上也做了社会想做的事情;三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所以,无论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是管理,都要有管理的素养,管理学中谈到,好的团队管理的最大幅度是最后不超过12人,再多就管不过来了,只有找好人帮你做事,这才是高手。

(五)综合治理的三个要诀:理、利、情

综合治理的三个要诀,就是“理、利、情”,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待之以利”。“晓之以理”就是要遵守一定的规矩、法规,必须要有基本的底线。比如我要处理一个学生,会把他叫到办公室谈话,首先就告诉他:“某某同学,根据我们的规定,你不应该做这件事,你做了就是违规了。”这就是晓之以理,其次,也需要“动之以情”,“情”也是社会规范,它无欲无刚,比如理念、校风、学风等,这类文化的东西是最重要的,一流的企业做出品牌、二流的企业做出技术、三流的企业才是生产产品,学校也一样。我会跟同学们说:“你们看看,你爸爸妈妈把你们送到学校来,非常艰辛,父母亲对你们的爱无微不至,真正关心你才会对你要求严格。”同时,还要“待之以利”,好好学习会有一个好的前景,不能天天采取“大棒式”的管理模式,所以批评老师、批评同学千万不要搞太多,很多领导“专制”、“一言堂”、“横”的管理方式不可取,我们可以有,但要有个度。

当然,也不能一味地用“情”,“情”是儒家文化的范畴,对有血缘亲情的这样关系,很有作用,是很小的一块内容,但一味地运用到国家治理中就会出现问题。凡是把孔子的这套治理方式一味扩大到推向全面,就基本都不会成功。人类的竞争是在非常恶劣的环境下产生的,适者生存,所以产生了很难做到大公无私的基因。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更是残酷的,大家如果都是雷锋肯定最好,都是勤勤恳恳、老老实实的员工,那就不需要任何制度安排了,你干嘛还要管他呢。但总存在相当部分人,更多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所以才需要好的治理,好的制度安排。邓小平说的真是深刻,制度好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邓小平文选》我至少看了3、5遍,里面有非常深刻的观点和思想,他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领导人。隔行不隔理,松绑放权,给人们更多的自由选择也是一种制度安排,松绑放权的改革给了老百姓更多的自由不就是一种新的规则,也就是一种制度设计吗?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充分发挥老百姓的主观能动性。

光强调“利”当然不利于学生的成长,不能总是谈利益。我觉得全国财经类大学生有一个共同的问题,从好的方面来说,社会评价是上手快,好用。但也有一个问题,就是相对实际,不关心其他方面的事情,导致事业发展缺乏后劲。我们对上海财经大学学生非常强调公益性、社会服务和社区服务。如果第一次为社会服务给学生报酬了,下一次学生可能就会问,报酬呢?所以,光靠利益是不行的,要尽可能达成理念一致。亚当·斯密最后二三十年反复修改他写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这两部书。个体逐利只是在常规情况下,才合理和现实,但是在非常规情况下出于同情心也会主动利他。比如在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们经济学院教师初期的捐款基本接近学校的一半,原因就是理性假设是有边界条件的,如果国家遇到危难的时候、我们的同胞、同学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那么你应该雪中送炭,我们不要总是做锦上添花的事情。

(六)卓越领导与情境的分析和互动:五种情境及其应对

最后再讲一下领导处理问题的情境分析和互动。在处理问题时,需要分轻重缓急,这点非常重要。事物发展是在具体情境中运行的,情境主要有五种情况:简单情境、复合情境、复杂情境、混乱情境、杂乱情境。每种情境的处理办法都是很不一样的,每一种情境都有不同的应对之策。这也是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家庭处理问题的方式。

最简单的一种就是简单情境,人人都能一眼看出来明显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问题的正确答案不言而喻,无可争议,这种情况下领导就不用去管了。我经常讲,靠制度和管理团队至少可以管80%的事情,也就是照章办事。

第二种情境就是复合情境,可能会有多个正确的答案,尽管存在着明确的因果关系,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作为领导就应该感知分析做出反应,这个时候就应该进行调研,甚至要建立一个专门委员会,现在我们经济学院就成立了19个委员会,尽量让教授治学,让老师有主人翁精神。对这种情况,作为院长,也不一定要去管,由副手或委员会去解决基本就可以了。前两种情况,基本上能解决95%的工作,而不需要院长亲历亲为。

第三种是复杂情境,在这种情境中,一时无法看清楚,无法找到正确答案,在大家还没有形成共识的时候,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等待”。为什么要做到信息对称、要和老师多沟通?就是要形成共识,改革的共识、做事的共识。如果大家都反对的事,我在没有足够理由说服他们的时候,我是绝对不会去做的。如果你做了就等于把自己孤立起来,把所有人都推到你的对立面。你想做成一件事,就需要得到大部分人的支持,所以“等待”并不见得一定是一件坏事。比如当前的改革,我们学者有多大的作用?老实说,没有什么作用。我经常说,我们的作用是“零”,有人说“零”没用,但我觉得“零”也是有用的。如果我们学者都不出来发表看法,领导人得不到支持的声音,这个领导多半也不敢去做,改革就倒退了。如果一大部分人说还要坚持市场化改革,另外一部分说不要坚持市场化改革,那么领导至少说,我们再等一等、看一看。所以说,“等一等、看一看”也是一种策略,领导还没有控盘,他自己没有想清楚,时机不成熟。所以说,复杂情境下要耐心等待,如果没有思路,就让时间来解决问题。

第四种情境就是混乱情境,所谓混乱情境就是事情已经失控了,领导首先要做的不是为了立刻解决这问题,而是要“止血”。就像我们看到一个人出了车祸,第一时间不是马上治疗,而是首先要止血,不让更多的血流掉。领导者必须第一时间采取行动进行“止血”,知晓哪些方面稳定有序、哪些方面混乱无章,努力将混乱情境转化为复杂情境。所以说,领导的危机意识和解决危机的能力就展现在这个时候。

第五种情境是杂乱情境,这种情境下会有多种观点相互争夺主导地位,不同派系的领导相互争辩、到处都是不和谐的声音。这是最麻烦的一种情境,比如说出现了动乱,出现了一种大的危急事件,并且这一事件已经失控,那么只能将这种情境逐一分解,分解到前四种情境下一个个解决。当然,我认为这都不是最高明的做法。不让事情发生才是最重要的,发生了,如前面所说,至多是中策,说不定都是下策了。《孙子兵法·谋攻篇》说:“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方针才是最高明,最重要的。所以,不让事情发生才是最重要,最高明的,这是我的座右铭和工作方针,也是一直在思考的,也是想做好的。所以我们做事情就特别小心,充分打足提前量。在做一件事情和进行某项改革时,我总会充分考量各种风险的大小,非常注重稳定。如何不让它发生?关键是要建立制度、建立管理团队,要有目标、要有设计,并且这种设计要充分考虑到愿景,并给出恰当的制度安排,当环境发生变化时制度也要适时做出变化。

我在搞改革讲发展的时候,总会强调风险意识、稳定意识。不只是政治上的稳定就稳定了,学生的思想稳定也至关重要,全国很多高校每年都会发生学生轻生的事件,我们经济学院这十几年来没有发生一起这样的事件。我经常说我的胆子极小,但也很大,胆子小是一定要把工作做到位,做到前面,胆子大是一旦发生了,那也没有办法了,不会改变什么了,也就死猪不怕开水烫,没有什么好怕的了。就应该存得住气,应该去积极应对解决,按照前面分析对几种情景进行归类,去解决,将风险和坏的后果减少到最低。当然,如前所述,最重要的是如何让问题不发生。在学生工作方面,我们对学生的工作方式是,抓好中间,照顾两头,大部分学生的行为是规范的,因此要抓好大多数的中间部分的学生的教育,而照顾两头分别是特别优秀的学生和特别差的学生,需要特别关注。对于好学生,要给予他们一切尽可能的机会,包括提供奖学金,写好的推荐信帮助他们进入好的学校,因为他们代表着今后学校的品牌和声誉及其标杆。在经济上帮助困难学生。对于差生要给予鼓励,不能把学生推到我们的对立面。学生的成绩差、失恋等生活、学习问题,我都要求分管书记、辅导员跟踪,我主要向辅导员谈做事原则,具体操作由他们进行。

此外,每学期我都会开全院学生大会,全国像我们这样做的院系几乎没有,这样做就是因为我怕出事,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就是对我们的一种信任,孩子是国家社会未来发展的希望。学生出事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一是成绩不好,二是失恋。在做学生思想工作时,我也会和他们谈我的个人经历、现身说法。告诉他们,虽然失恋非常痛苦,但生命只有一次,要珍惜生命,失恋最多半年之内情绪会平复。对于学习成绩不好,我告诉他们我于1979年考上华中工学院研究生。由于各种原因,学校取消了我的研究生资格,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天大的事,因为我是1976年工农兵学员,如果不考上研究生,就像被戴上右派帽子,不摘帽,就没有未来,没有希望。失去研究生资格对我打击特别大,坐在长江边思考了几个小时,最后决定哪里摔倒就从哪里站起来,今后要好好表现,继续考研究生,此后我任何课程、会议都不迟到早退,一年之后成为学校的优秀团员和三好学生,再次如愿考上了研究生。生命只有一次,我们要对学生负责,学生工作既要粗也要细,抓关键问题,领导就是做好引领和指导。

(七)互动

问:田老师对于二级学院的治理讲得非常细致,对于二级学院而言,它的制度建设有哪几个方面,最重要的方面是什么?

答:你可以把你的联系方式告诉我,我开头说了,我们编辑了一本学院治理方面的制度汇编,总共有20多万字,有电子版可以发给你。治理主要是综合治理,例如,学生管理、课程设置、行管各岗位工作流程。学院行管的流动性比较大,因为有工作流程能保证新人很快接手。因此总体来说包括: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人才引进、科学研究、学术交流、行政管理六块内容。在制定规则时,首先要求信息对称,且容易执行。在重要性上,行政管理方面强调信息对称,在学生培养方面强调学生课程设置体现对学生在历史、理论、量化分析三个维度方面的综合素质的培养。在科学研究方面对老师的科研考核方面也制定地非常细致。学院行政管理包括财务、用车、院务、信息等,这些工作我们在十多年前已经开始规范。我们的管理原则就是做到公平、公开、公正,尽可能做到信息对称。考生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站详细了解学院的各项要求,他们对我们的评价也是“信息最公开的学院”。做成一件事情一定是要综合治理,这是管仲的“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与我们所提的“晓之以理,待之以情,动之以利”有一定的对应关系。设立规矩,调动积极性。

问:田老师,请问你如何看待行政管理?

答: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一方面,国务院、教育部都在推行负面清单管理,去行政化,但是另一方面,现在行政化是前所未有的收紧管理。在行管人员方面,我们除了学校的编制人员,还聘用很多院聘人员。我的思路是这样:学院的院领导要做到双肩挑,他们的科学研究已经非常出色,希望他们不被过多的行政事务所束缚,同时也希望我们的教师将更多的精力放到教学和科研上,因此我们聘了不少行管人员帮他们承担。例如:研究生教学秘书,学校只配备了一个编制,显然无法完成工作,我们就院聘了一位研究生教学秘书,本科生教学秘书也是如此。但还是不够用,于是又聘了两位学生助管。还有一个就是宣传工作,学校不配编制,于是我们自己院聘行管,组成4个人的宣传组,不仅是宣传工作,我们的很多学院的材料都由他们起草的,包括各类总结报告、文件的起草及会议纪要的整理。我不能经常参加学校院系主任例会,他们会派一个人去记录会议内容。学校的行政文件太多,我经常向学校抱怨,既然这么多行政方面的要求,就应该增加编制。我对学院的行政工作非常重视,行政人员的奖金不会低于老师的平均奖金,经济学院行政人员的奖金在学校数一数二。我们还有创收项目,这方面收入可以保持教师的奖金近些年每年10%左右的增涨。行管人员非常重要,老师们的科研,会议发票都由行管负责,把我们的老师从这些琐碎的事务中解放出来。

问:现在我们的学生总是在课堂上玩手机,也不问问题,您是如何解决的?

答:这也是一个好问题,我到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13年,教了13年的《高级微观经济学》。在近十年里,我每年都要跟本科生上《经济学思想与方法》课程,和另外两位海归教授一同授课,包括学院和外院两百多学生在听我们的课,上课率达到98%。如何做到的?还是靠制度,并且是简单的制度安排就能做到。除了将教学大纲按照学院的要求发给学生,第一次课,我还强调2条纪律:第一、必须上课要签到的,并且不能找他人代签。如果代签,这就是不诚信的表现,问题的性质变了,抓到后,至少是写检讨。第二、迟到五分钟后不要进课堂。我们经济学院明确要求每一门课程在开课前都要把课程大纲发到学生手上,这相当于是老师和学生的一份合约,教学大纲明确说明了课堂表现和课堂成绩占 20%,这条规定对学生的约束性非常强,20%的占比很容易将学生的成绩拉开。

并且,我要求学生上课要将手机关机收好,不要让我看到。当然,没有检查,就可能存在代签和仍然上课看手机而不注意听讲的问题。那么,我是怎么轻松地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呢?很简单,课堂小测验。我会不时地在下课5分钟前进行课堂小测验。这一条厉害,是一个很好的形成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我早在2005年是写了《关于改善上海财经大学学风、教风的建议书》,后来发表在《中国大学教学》2006年第1期上。有了这一制度安排,学生就会有很大的激励去好好听课。如果上课玩手机,没有注意听讲,就多半答不出我本次课上所讲的内容。随堂课程小测试,不仅解决了学生上课玩手机的问题,也解决了诚信问题,找人代签,一个课堂随机小测验,就让他们显露原形。现在代签这样的事情已经比较少发生了,今年只出现了两例,一个是外院的本科生,一个是我经济学院的本科生。他们没有进行随堂测试,这就表明,他们一定没有到场,这绝对是欺骗行为。辅导员和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都找他们谈话了,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最后他们都写了检讨书。我看后觉得他们认识得很深刻,就没有进一步的处理了。

还有一个很有效的方法,检查学生是否课堂小测验作弊了。有一年我对学生进行小测验,不少学生的小测验成绩好的离奇,第二天我把十个满分学生全部叫到办公室,要求他们把同样的题目再做一遍,结果所有的人都答的不好,问他们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们,我是很难被糊弄的,并且谈了诚信的重要性,特别是步入社会后诚信的重要性,没有人愿意和说谎话的人在一起。我们的学生还是非常不错的,当时都承认了他们的作弊行为,他们回去后写了检讨,写得非常深刻,我看了都被打动和感动了。今年给本科生上课,头一次整体成绩都很高,我怀疑有不少学生课堂小测验时可能看了讲义,于是讲了这个故事,我告诉学生,考试闭卷,如果考了高分,我可能让你到办公室再做一遍。随后的考试学生的整体平均分下降了十分。我就这样用了很简单的方法解决了诚信问题,信息对称问题,我在《关于改善上海财经大学学风、教风的建议书》一文中的很多做法被全国十多所学校直接采纳。当然我不搞突然袭击,我都是丑话说到前面的,把要求在第一课或教学大纲中说明的。前不久,我在一个微信群讲了这个故事,有人问我,这样做,是否评教会很低。我说,恰恰相反,我这样做反而教学评教一直都很高。其实,绝大多数学生都是很明事理的,知道你是真正为他们好,就像父母亲责备小孩,都是为小孩好一样。我总是在全院开大会时,和我们老师讲,对学生一定要负责,教学要尽心。是否用心,可以有一个参照系,那就是,如你给你的小孩或弟弟妹妹上课,也是这样对待的吗?如都是一样,那你就知道你对教学尽心了。

(本文根据2017年6月8日上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教授在湖北经济学院党委中心组学习报告录音整理而成,主题为如何加强二级学院治理。)

田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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