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技术、管理是万亿土壤修复产业的三大痛点
时间: 2017-07-13 来源:《千人》杂志
提要:《千人》杂志专访国家第十三批“千人计划”专家、江苏盖亚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程功弼。

标准、技术、管理是万亿土壤修复产业的三大痛点

 

/本刊记者 杨洁

17余万平米,多处大面积黑红污水,潜藏河北大城和天津静海两地。4月18日,一组强酸污水渗坑的航拍照片在网络疯传。有人形容,“这是流着血的伤口”。舆论,再一次将土壤污染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

与污染问题相随的是对土壤污染修复市场的关注,“万亿规模豪宴”的预言吸引了跃跃欲试的掘金者们。多家土壤修复企业接连上市,传统环保设备企业延伸脉络纷纷涉足,上下游地质企业拓展产业链,博取新兴市场的“一杯羹”。

土壤修复行业驶入快车道,但也遭遇了市场发展的“成长烦恼”。《千人》杂志专访国家第十三批“千人计划”专家、江苏盖亚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程功弼,探讨土壤修复市场现状,剖析土壤修复产业在标准、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发展痛点,对比国外经验,探索中国化土壤修复市场发展之路。

土壤污染治理需警惕过度修复

据江苏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与《2015中国土壤修复发展白皮书》不完全数据统计,仅在2007年—2015年的短短8年间,全国土壤修复合同签约额上升十余倍,资金总量累计为90余亿元。

着眼于土壤修复市场的未来发展空间,另一组测算数据则更令人吃惊。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城市环保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我国的工业污染场地大约160万亩,市场空间约为1万亿;待修复的耕地污染面积3.92亿亩,市场空间约为8.84万亿;而矿山待修复面积约294万亩,市场空间约为2770亿元。

理论上,我国的土壤修复市场的总市场容量高达101170亿余元。资本的需求撞上政策的倾斜,土壤修复市场开始“由冷变热”。

“当下,过度修复的问题是需要我们去冷思考的。”程功弼提到,我国不同区域产业结构不同,污染类型和污染物有明显差异,土质状况不一,土地利用类型不一样,在进行修复的时候不能“一刀切”,制定修复标准时要因地制宜。

以红壤侵蚀强烈的丘陵山区,江西余江一带和福建东南部为例,土壤重金属含量高,呈酸性。土壤中的重金属呈现游离态,活性强,易被吸收。加之当地矿产丰富,造成土壤的“二次污染”。重金属污染的连锁反应也会危及当地农业。如当地主要粮食作物水稻,对重金属镉有天然的吸收富集能力。人食用含镉大米,难排出体外,长期累积,易引起疾病危害健康。程功弼建议,“在法律法规制定上,全国性标准可以宽泛,落地到地方则要细化和压缩,避免出现‘水土不服’的修复方案,造成了资金与人力的浪费。”

在土壤污染过度修复的问题上,土地修复与回报率问题也同样值得关注。

程功弼算了一笔账,一亩土地,若做工业用地,每亩20余万元,但换做商业住宅价格或飙升上千万一亩,“这时的费用是可以覆盖修复成本的”。工程治理中,随着土地性质的“变身”,土地的价值也会水涨船高。

程功弼认为,资金缺口是土壤修复行业的“痛点”,如今土壤修复项目多为政府买单,若土地价值利用不高,“从经济学讲是没有经济意义的。”另一方面,土地有自我调节功能,经过较长时间的修养,能把污染物自我消化与净化,改善土壤品质。

治理市场乱象还需创新推动

资本的涌入,带来的不仅是市场规模迅速膨胀,低价竞标、“救火项目”等市场乱象亦逐渐出现。据《中国环境报》报道,在土壤修复招投标中,不论有没有土壤修复方面的资质,都可以参加市场竞标,有的项目上甚至实行最低价中标。

程功弼观察,“低价竞争是很普遍。”在项目的主管方或是领导还未对修复技术有充分了解与判断的情况下,易被企业的资质误导,名头大、价格低的企业更得青睐,“原本技术之争的土壤修复产业变成了赤裸裸的价格血拼。”

土壤修复企业背后的资质问题则更为混乱。按照不同项目的业主要求,企业需要施工资质、环保工程的设计资质、环评资质等。目前,资质的评定是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资质管理相关办法,涉及水处理、大气等方面资质评定,“但没有土壤的专门的资质管理办法。企业获得资质和标准是建设部门设定的,与环保需求有很大区别。”

相比招标环节鱼龙混杂的复杂场面,项目工程施工则是火急火燎的另一番景象。以媒体曝光的天津静海县渗坑事件为例,早在2013年,静海区制定了方案,先后投入6亿元,治理渗坑18个,但始终未见改善。今年4月,舆论再次聚焦渗坑污染事件,静海区表示,将于7月底前实现根治。

现今土壤修复90%的项目都是“救火项目。中宜生态土研究院经理姜利国曾评价,各地土壤修复市场存在“救火”项目工期短,修复效果不合格等问题。

“舆论的倒逼是好事。” 程功弼认为,土壤修复治理是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做好前期的摸底工作,和业主协商制定治理方案,进行综合治理。

在土壤修复市场乱象的背后,真正的病根在于技术创新太少。程功弼形容土壤修复技术发展处于一个“纠结”状态。中国处理土壤污染问题通常采用两个极端:要么“烧、填、埋”,“掩耳盗铃”地治理;要么大力引进国外的修复设备,认为“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而做土壤污染技术研发大多集中在高校、科研院,离实际应用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问题就在于做土壤修复技术创新的企业太少。”据程功弼观察,一方面没有形成技术竞争的市场氛围,另一方面人才供给出现断层。“国内没有土壤修复的专业课程,现今这方面的技术人才大多是海归。”

国外经验不可采取“拿来主义”

在国外学习工作了近10年,对比国内外的土壤修复市场的发展,程功弼介绍,1980年美国制定了《超级基金法》,应对上世纪70年代末国内严重的危险物质泄漏带来的污染。

37年过去,美国制定了一系列可值得借鉴的制度标准。以超级基金为例度,其资金来源多为烟草、石油等污染性公司税收,造成突然性污染事件公司的罚款,形成土壤污染治理项目的资金池。

2016年8月,我国财政部、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下发,要求各地提出2016年度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的安排方案,保证资金使用效益。“在基金建设方面,可借鉴美国的资金筹措机制。”

而在政府对市场监管方面,我国出现部门结构设计不清晰,呈现多部门交叉管理的现状。程功弼解释,这会造成土地的使用者和责任人对责任权力不清晰,难找到具体的部门负责人点对点地处理。

 对比美国的管理架构,美国环保署(EPA)是美国土地污染治理的主导机构,负责评估土地的可持续再开发利用;此外,州政府也有监督责任,地方政府和社区推动联邦政府关注土地污染问题。2016年3月,中国环保部设立了土壤环境管理司,开始理顺内部职责和业务关系。

 国外的经验也不可直接采取“拿来主义”。程功弼提到,对于产品研发而言,我国土壤类型多,污染物质复杂,而美国产品适用土壤类型单一、调试困难,舶来品出现“水土不服”的症状。程功弼带领团队做了一系列本土化的实践,建立土壤污染调查数据库,对18种土壤类型进行分类,自主研发修复仪器,“直接借用国外的设备是不适合中国土壤环境的。”    

 除了技术,在土壤修复责任认定上,出现另一番“纠结”现象。我国土壤污染多为历史遗留问题,难以确定责任主体,且资金来源主要来自政府投入,与国外的土壤修复产业生态环境存在较大出入,“土壤修复市场的发展,一定需要适合中国国情的方案。”

着眼未来,如何看待中国的土壤修复市场的生存空间?程功弼认为,现在还不是大规模爆发的状态。2020年以前,土壤调查市场会热闹起来。随着市场体积的扩大,土壤修复产业链上的检测公司、设备公司将逐个激活,更多的创新企业参与不同的工程。“未来,土壤修复是个极具活力的存量市场。”

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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