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护林，全家脱贫；将农村与生态旅游相结合，打造特色村镇；因地制宜，发展地方特色农副产品并实现产业化……这类针对性的生态扶贫方案近年来屡见不鲜。生态科技扶贫让贫困边远地区的村民，不仅有蓝天白云，更有“家财万贯”。

“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从习主席的话中不难读出生态科技扶贫之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生态科技扶贫推崇绿色经济，让环境和生活实现双赢。南京大学教授、应用生态研究所所长李建龙下基层进行生态扶贫活动多年，主持承担了“苏州市吴中区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草地畜牧业生态科技扶贫”、“内蒙古新浩特生态科技扶贫暨生态教育项目”等在内的多个扶贫项目，对多地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进作用。近日，《千人》杂志对话李建龙教授，邀其畅谈生态科技扶贫现状及未来发展前景。

生态科技扶贫助力农民收入翻番

据李建龙介绍，生态科技扶贫是我国新开发的一种扶贫方式，主要通过项目立项与合理规划来帮扶贫困户，减少国家对扶贫的资金投入，起到强国富民、维系乡村长治久安的作用。生态科技扶贫单位多为老少边远地区，科技发展落后、经济水平偏低、村民文化素养较低，通过生态科技扶贫,因地制宜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旅游业等，合理开发贫困地区生态经济，在当地进行能源建设，发展交通运输等，可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民生振兴，因此生态科技扶贫对于帮扶贫困地区人民告别“穷根”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我国近几年发展飞快的产业。

李建龙扎根农村，带头组织了多个生态科技扶贫活动。苏州张家港在近20年间，经济、工业飞速发展，经济产值达到百强县市的第二市。在经济发展中，它走了“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工业发展不可避免带来了重污染，苏州张家港成了农田重金属污染、农田生态污染和农田工业污染最严重的县级市。2013年开始，李建龙对当地的重金属污染现状进行调研和检测，制定出污染治理方案，让苏州张家港在三年的大规模农田土壤污染检测及治理后，生态污染得到遏制，生态环境有了明显改善。并在当地研发了可在夏季常温下有效抑制水蜜桃果实采后腐烂、病害发生的维生素C复合保鲜纸，挽回因果蔬腐烂造成的上千亿损失，促进了当地的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为食品安全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持与保鲜产品。

2013年，李建龙对苏州吴中东山岛的三山岛进行考察，对岛上的生态发展做了规划设计，一个是提出在基本建设条件下将生态旅游与生态文化结合发展，促使岛上建立了湿地公园、国家影视拍摄基地、康乐旅游养老院等；另一个是通过改良和嫁接，将岛上的野生橘子变成了商业价值高的橘子产业，并让从事橘子产业方面的农民收入增加了三倍以上。

2014年，李建龙对苏州吴中西山岛也进行了生态扶贫，西山岛以发展农渔业经济为主，李建龙对岛上的一百多条自然沟进行了生态功能与生态价值评估，为岛上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合理的规划设计。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建立了多个特色小镇，开发了“一乡一品”、“一户一品”、“一室一品”的特色生态旅游方案，将当地的生态优势转换成生态经济和生态文化的优势，让岛上的农户年人均收入由一千多涨到一万多，使岛上的生态环境提高附加值、增进产业化，生态价值由原来的一千万提高到了现在的七千多万。

生态科技扶贫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结合，能有效促进贫困地区的生态经济发展，提高当地农户的生活水准。“贫困地区未来的经济振兴能力还很薄弱，很多地区都需要我们进行扶贫和开发，生态科技扶贫是我国经济振兴、战略开展、内需扩大及解决地区不平衡，城乡不平衡，工农业不平衡这三大不平衡问题的重要举措。”李建龙希望将自己掌握的技术及科技成果在贫困地区推广利用，并号召更多的人投入生态科技扶贫事业。

扶贫切莫“一刀切”

生态科技扶贫地区大多有交通不便、城市化水平不高等背景，正因如此，这些地区都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借助科技的力量，对这些地区进行生态文明开发，是促进当地经济崛起、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

但扶贫的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李建龙认为在生态科技扶贫途中有三大阻力：一、很多政府官员对于生态科技扶贫的支持力度不够；二、广大农牧民对生态科技扶贫认可度、重视度不够；三、由于这些地区交通不便，文化推广、产品销售及科技活动宣传不够深入，因此在体制、行政、效果及推广方面都会遇到很大阻碍。针对以上问题，李建龙给出了自己的四点建议：

建议一，扶贫工作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情，不能“一刀切”，也不能“一窝蜂”，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国家战略性工程。扶贫工作所遇阻碍既有现实因素，也有历史的原因，但这项工作对于边远山区是非常重要的，既能促进我国经济振兴、社会稳定和人民富裕，也能保护和利用这些山区的生态环境，因地制宜，发展地区特色性经济。

建议二，加强扶贫宣传及教育，把科技扶贫、教育扶贫、经济扶贫和政府的各项行政扶贫结合起来，制定长期有效的政策。但在采取有效措施时，要做到以下几个原则：首先，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开发经济，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道路，应走保护与发展并重之路；其次，根据地方特色发展经济，各地区的生态环境有明显的差异性，利用不同的生态环境开发不同的生态文化、生态旅游项目，因地制宜，发展地道性的民族文化、民族经济；最后，将生态旅游文化与生态经济相结合，开展适销对路的经济项目。

建议三，综合发展，发挥生态差异性和生态优势。边远山区在发展生态旅游、生态文化、生态绿色产业方面展现出很大前景，可通过政府的投入和基本建设的提高，将生态特色转化成生态经济的优势。地区经济提高后，在此地广泛销售化工产品、农副产品及家电产品，促进地区的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和商业化，即综合考虑国土治理、生态保护、经济文化开发、教育振兴和农民素质的提高，这对于内需发展和经济新兴市场的开发都具有战略性意义。

建议四，建立专门的扶贫组织，进行宣传教育和对口支援。扶贫工作环境艰苦，耗时长，部分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人员对下乡扶贫会有排斥心理，政府应制定相关优惠政策，让更多的科研人员尤其是过剩的科技教育资源向贫困地区倾斜。“单就我们南京大学来说，退休的副教授以上的高级职称者就多达几千人，大部分都没项目可做，因此对各大学内的‘白发资源’可以加以利用，动员这些人带领年轻学者下基层，进行对口支援、对口帮贫等科教活动，让他们散发余热。”李建龙说。

李建龙认为扶贫开发事业充满希望，政府可通过编制项目、科研项目立项、与企业相结合等方式向贫困地区倾斜，进行帮贫活动，逐渐缩小城乡差距，让我国扶贫事业全方位得到振兴。

扶贫拒绝“治标不治本”

扶贫的最终目的不仅是让贫困群众从生活上“解穷气”，更要在思想和技能上得到提升，彻底告别贫困。如何才能助其彻底拔掉穷根？李建龙认为可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解决：

首先，贫困人民的思想扶贫是最为重要的，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科教教育不够及环境条件的限制，当地村民养成了长期靠天吃饭、靠政府吃饭的观念和懒散的习惯，观念落后比“穷山恶水”更为可怕，要想扶贫工作很好地进行，必先进行思想扶贫，村民们愿意接受新兴思想培养，村庄才能真正振兴。

其次，贫困地区崛起能力的培养。目前，像江苏的苏北，新疆等很多地方，已经有要振兴经济、提高文化水平、增强教育素养的意愿，但苦于基础建设能力不足。基础建设不到位，文化信息流通不顺畅，对他们的经济开发及扶贫措施的开展有巨大阻碍，这方面需要各级政府和企业投资来提高地区开发能力。

再次，要有一个完善的管理体制。将贫困地区的生态优势转化成生态文化、生态经济、生态产品的优势，要想把这三个优势发挥出来必须有一个完善的管理体制，包括经济管理体制、政府管理体制和当地政府管理体制。

最后，促进贫困地区信息的便捷性。边远地区信息不灵，当地的有机农副产品找不到销路，最后都囤积浪费了，对农户的生产积极性造成很大影响。因此，政府需花大力气促进贫困地区与企业、旅游部门的结合，增大当地的人员流动性并提高当地知名度，以此来提高贫困地区的商业流通性。

实现生态科技扶贫，让生态文明得到振兴，促使贫困地区近七千万农户脱贫致富，是促进我国未来市场振兴、国家稳定、经济发展和产业过剩转移的重要措施。生态科技扶贫开辟了一条生态美、百姓富的绿色发展之路，前景广阔，李建龙为我们描述了它的未来发展趋势：

生态科技扶贫将根据各地区生态环境的差异性进行开发。各个地区的生态环境条件、生态功能、生态价值不一，需先对地区的生态环境和功能进行调研和生态价值估算，尔后进行半人工、半经济、半社会的生态旅游文化和生态旅游产品的开发，这为未来发展生态旅游文化、生态经济、生态工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另外，启用“两头在外”模式。利用贫困地区的资源，加工后销往城市，促进城市化的发展。目前，城市化的发展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很严重，但这却是经济发展中很重要的环节。今后在边远山区发展经济时，在生产有机食品方面，一定要和市场需求相结合，订单式地发展经济，走绿色健康的生态经济和生态农业道路。

除此之外，还会进行生态预警。对于各种生态环境问题，如：土壤重金属污染，水域污染，江河水域变化，各种自然灾害等的预警系统的构建，对未来生态环境的改造意义巨大。这方面需国家进行具有战略性的课题研究和满足国家市场需求的项目立项，比如国家重大专项973项目。“目前来讲我国在科技方面的投入和科学项目的立项都很多，但特别为生态科技扶贫方面设立的项目很少，政府政策应多往这方面倾斜，这对贫困地区的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未来开发利用都具有非常好的引导作用和战略发展意义。”

李建龙，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应用生态研究所所长、江苏省生态科学与工程学院（筹建）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