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假的行为有种种困难，但都不能成为让假畅行无阻的借口。公开站出来说某些学校“是假的”，其实没有这么难，难在我们的观念、态度和方法上。

随着高考日益临近，“虚假高校”又要开始作祟了。日前，一家网站曝光了国内210所不具招生资格、无办学资质、涉嫌非法招生和网络诈骗的虚假大学。其中，北京为虚假大学高发地，有95所之多。中国师范学院、中国邮电大学、北京财经政法大学、北京经济贸易学院等听起来高大上的学校，全部都是假的。

查处“野鸡大学”，原本是一件听起来、做起来都不难的事情，但每年都有一些学生上当受骗。值得思考的是，告诉公众哪些是假的，哪些学校是假学校为何这么难？

首先难在观念上，观念陈旧、不考虑或少考虑公众诉求是揭露假的绊脚石和障碍物。不少职能部门对正面研究、布置、解说政策比较重视，对违反政策的人和事甚至公然造假的行为揭露和批评得不够重视。长期以来，很多人以为只要将正确的观念和政策讲明白就够了，不需要对违反政策的行为甚至造假的行为进行揭露和批评，这其实只重视了问题的一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这问题的另一方面就是在正面阐述的同时必须加强对违反政策甚至造假行为的揭露和批评。比如，有关部门热衷于公布质量合格单位的名称，公布质量合格的标准，却对质量不合格的单位和个人不予批评；再比如，有关部门只公布正规大学的招生信息，而不重视对于“野鸡大学”的披露和批判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须知，在开放的、多元的、全媒体和网络化时代，特别是如今这种复杂的社会状态下，仅仅有正面宣示远远不够。如果相关部门只重正面宣传，而不注意对违反政策以及违法行为的揭露，最终会让“李鬼”给百姓添堵，影响和制约公检法等机构对“打假”的重视力度。

还是以造假高校为例，有资料显示，截至2014年7月，全国共有2542所高等学校（不含独立学院），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246所（包括444所民办普通高校）。事实上，如果有关部门在向社会发布这些真大学的名单的时候，也将民间机构公布的“野鸡大学”名单由国家权威机构汇总、查实后对社会进行统一发布，效果会更好，在技术上其实也不难。

其次，难在利益纠葛，甚至利益输送上，“野鸡大学”之所以能够经过改头换面长期存在和得逞，原因之一还是这种做法本身可以牟取暴利。相关人士透露，这种交钱就给假文凭的学校，根本就不用学生来上学，一手给钱一手给证书，价格从950元到2200元不等，有些假学校一年能够获利数千万元。这些学校能够大摇大摆地招摇撞骗，和个别部门、个别工作人员从中得利，所以包庇纵容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因此，要真正打假就必须切断这些机构和有关部门的利益链。当下，在打假的同时，还必须切断利益链，追究有关责任人。

难点之三是工作态度问题，以怎样的工作态度区别假恶丑是当下一大问题，也是积极执政还是消极懒惰执政的分水岭和试金石。应该说，正面说一件事情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而要揭露一件事情，尤其是违反政策甚至违法行为则需要调查、核实、取证，有时还要冒各种风险。在人际关系错综复杂的当下，造假者动用各种关系，反而给打假者带来一些不利影响。正因如此，一些单位见到困难就以缺少人手或者不愿出头、不愿意承担责任等理由绕着走。这种绕着走实际上也是行政不作为的一种表现，也是懒政庸政的表现，尤其应该治一治。

难点之四是方法问题，方法是揭露假恶丑的关键一环。大家知道，揭露或批判一件事情，需要调查、取证、比对、核实等等，这些都既有态度问题，也有方法问题。比如，目前公布的210所榜上有名的虚假大学的链接均已被屏蔽，但依然有不少虚假大学“改头换面”，通过更换域名、颠倒名称顺序等方式“重出江湖”。比如，北京信息管理学院、北京科技师范学院等上了“虚假榜”后更换了域名，而在“北方医科大学”被禁后，“北京医科大学”又打着“擦边球”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借助先进的科技手段追查，让“野鸡大学”无法出现在网络上行骗。除此之外，许多工作方法，也需具体研究。

虽然，揭露假的行为有种种困难，但都不能成为让假畅行无阻的借口。笔者在推进语文教育改革过程中发现无论是在语文课堂上，还是在语文教材中，违反语文教学规律的“假语文”现象十分普遍，但揭露和批评的阻力相当大。由此，笔者深深感到，当前揭露“假”比树立“真”的困难要大得多，但无论如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和负责任的部门，理应站出来，拨乱反正去伪存真。特别值得注意的，不能让对野鸡大学的揭露和批评让位于民间行为和个体行动，政府理应担起这种责任。

还是那句话，公开站出来说某些学校“是假的”，其实没有这么难，难在我们的观念、态度和方法上。只要有关部门占在党和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把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放在心上，就没有什么难的，希望“野鸡大学”这类民间揭假的行为止步于政府公开公正透明的前进路上。